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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乡隆盛为什么会是征韩论的重要人物呢他是怎么成为背锅侠的

发布时间:2021-01-07 18:01:48 阅读: 来源:不锈钢反应釜厂家

西乡隆盛为什么会是征韩论的重要人物呢 他是怎么成为“背锅侠”的

“若您认为公开派遣使者(前往朝鲜)有可能遭到暴行杀害,那么无论如何也请派我前往”,“不需要派遣副岛君(外务卿副岛种臣)这么杰出的使节,死亡这等小事我便能应对”。

提到日本对外侵略史,西乡隆盛都会成为“征韩论”重要人物。按一般说法,西乡隆盛不惜以自身性命为赌注挑起战端,“征”伐不愿开国的朝鲜,然而却遭到大久保利通反对,认为应先重视内部事务。双方争执之下,西乡隆盛在明治六年(1873)带着支持者下野。

日本绘制的征韩论论证的明信片

“征韩论论争”在明治初年极富盛名。有认为西乡隆盛代表旧士族利益,反对新体制废除武士特权;有联系到岩仓使节团(1871-1873)出海旅行,恰好西乡隆盛与下野者都是“留守组”,大久保利通等胜利者是“外游组”,便认为“留守组”趁着“外游组”不在的时候违反规则、擅自开展改革,引起双方矛盾。

各家说法虽有道理,但通过近年日本史学界解读,以上说法多少都存在问题。征韩论作为一种侵略思想确实存在,但西乡隆盛也确实不是征韩论的主导者,“征韩论论争”引发的“明治六年政变”充斥着吊诡色彩。

西乡隆盛书信真意

还要从文本入手:西乡隆盛写文首那段话,究竟是为什么。

明治五年(1872)9月,明治政府接收对马藩管辖的釜山“草梁倭馆”,改名“大日本公馆”,改派外务省官员负责对朝贸易。然而李氏朝鲜与日本江户幕府200多年来仅维持“通信”关系,加之草梁倭馆所有权属于朝鲜政府,只是借用给日本商人,日本这一举动也被认为极为无礼,日朝关系陷入紧张。

明治六年(1873)5月21日与31日,“大日本公馆”驻勤的外务省官员发电东京,提到由于三井组商人冒充对马商人遭到检举,朝鲜政府极力管制公馆的贸易活动,朝鲜还张贴告示,要求日朝贸易恢复为经由对马商人的“通信”制度,顺手揶揄明治维新是“崇洋媚外”。

紧张背景下,日本正院(相当于内阁)举行数次审议。参议(相当于内阁成员)板垣退助提出派遣一个大队(营)士兵前往朝鲜保护日本侨民与公馆,太政大臣(相当于首相)三条实美更提出派遣两个大队,西乡隆盛反对,提出派遣使节谈判。一来二去,西乡隆盛就在7月29日先给板垣退助写了封信。文首语就在下面这段话的后面。

“一旦派兵进入,对方必会要求退兵,那时如果不宣布退兵就等于开启战端。窃以为这就与初心有所不符,无异于酿成战祸,应立即先派使节前往为宜。若如此,对方还有暴行之事,那我们也就有了征讨之名”。

由于西乡隆盛“使节论”提到未来可能“出兵”,长期被认为是“征韩论”打个伏笔,期待朝鲜将自己杀掉以后能有大义名分。然而问题在于,朝鲜即便愤恨日本无礼之举,也并没有威胁到草梁倭馆的日本官商人身安全,“朝鲜会杀掉日本使者”并不存在必然性。从信件上下文来看,西乡隆盛明显是反对出兵,只是为了劝服板垣退助而不得不有所迎合,提出若“先礼后兵”可以有理有节,若真有“暴行”、“暴杀”也可再兴兵进攻。

西乡隆盛

按照西乡隆盛在正院审议发言,自己会身着“乌帽子”、“直垂”等日本传统礼服前往朝鲜谈判,这时候“如派遣陆海军前往朝鲜国”会让朝鲜官民产生“疑惧之心”,与“吾朝廷最初对朝鲜国的德意相违”。由于西乡隆盛思路最为理性,8月17日,正院审议决定,派遣西乡隆盛作为使节前往朝鲜商议贸易事务。

纵观西乡人生经历,多少可以发现一些规律。幕末第一次长州征伐(1864)时,西乡隆盛两度主动作为使者进入敌阵,用自身诚意劝服长州藩投降;戊辰战争(1868)期间,西乡隆盛更出面与幕府方面的胜海舟达成协议、促成江户无血开城,后来又促成庄内藩和平归附。综合既往表现,西乡隆盛即便在拥有军事优势情况下也倾向于和平解决,更何况日本军事力量也没有显著强于朝鲜,内政改革仍是一团糟,很难想象一向谨慎的西乡隆盛会成为“征韩论”追捧者。

那这么一个明显没有“征讨”意味的决策,又为何会酿成“明治六年政变”呢?

还要从岩仓使节团回国说起。

诡异的对立

虽然当代常以“开眼看世界”、“日本欧化第一步”来评价岩仓使节团,但在时人眼中,这次使节团出访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外交失败。

明治4年(1871)7月出发的岩仓使节团并不仅是一次游历,其出使主要目的是寻求与欧美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。结果刚到美国,使节团就发现“条约改正”只是日本一厢情愿,美国无意取消对日本的不平等政策,甚至无意与日本使节团进行礼仪之外的交涉,使节团副使木户孝允在日记中感叹:“今日之事总之有失轻率,不可不为将来所慎。”

岩仓使节团

首站美国告负,岩仓使节团陷入尴尬,只得将主要任务从“条约改正”修改为考察各国国情,最终使节团的出访时间累积为20个月,超出原计划近乎一倍。出于对使节团失去信心,除正使岩仓具视(右大臣)一直带队之外,副使大久保利通直接在明治6年(1873)5月底回到日本。

历来认为,“外游组”大久保利通归来以后发现“留守组”在国内激进改革,造成大量政治事件,便认为“留守组”违反了“大事要等外游组归来再办”的约定,进而在朝鲜出使问题上与西乡隆盛对立。然而事实上,这段时间大久保利通不但没有过问政治,反而在8月16日前往关西旅游散心——第二天恰逢正院下令,允许西乡隆盛出使朝鲜。

不仅大久保利通,事实上7月回国的副使木户孝允也没有理会朝鲜问题,而是把精力投在解决长州阀内部事务上;9月13日岩仓使节团大部队归来以后,岩仓具视本人更与三条实美一起忙着重组政府。一直到10月初,主要政界人士并不认为西乡隆盛出使朝鲜是个大事,也就谈不上什么对立。

事实上,当时新政府最主要矛盾集中在佐贺阀与长州阀之间。岩仓使节团外游期间,佐贺阀的司法卿江藤新平先后查处长州阀的陆军大辅(陆军大臣)山县有朋、大藏大辅(财务大臣)井上馨所涉丑闻,长州阀连失重镇,藩阀整体有消亡之虞。岩仓使节团归国后,长州阀就希望立即启用大久保利通,进而将江藤新平等人逐出参议行列。只是大久保利通沉浸在使节团失败阴影里,一直不愿重归政界,局势僵持下来。

这时候,西乡隆盛与朝鲜问题便成为这对矛盾的破解良方。

按照最早计划,西乡隆盛预计在9月20日启程出使朝鲜。但岩仓使节团归来以后忙着处理“未决百事”,一直到9月底都无人过问,西乡隆盛便前往诘责三条实美。具体指责内容不甚明了,但9月28日三条实美给岩仓具视的信件提到“朝鲜事件,西乡非常急迫,昨天说的话很让人痛心”;岩仓具视立刻在9月30日拜访西乡隆盛,也遭到一通痛斥。由于三条实美性格犹豫不决,岩仓具视又对朝鲜问题不了解,西乡隆盛这么一诘问反而让两人产生压力,不知应该如何处理,只得与长州阀商议。

为了提升大久保利通回归政界的重要性,长州阀开始向三条实美、岩仓具视夸大“出使朝鲜”的危险性,让这两位公卿意识到现今政府内部无人能够阻止西乡隆盛,必须请回大久保利通,辞退支持西乡隆盛的参议(主体为江藤新平)。事实上如今将“遣韩”等同于“征韩”的既定思维,最早也来自于长州阀这番宣传。

10月8日,岩仓具视与三条实美亲自邀请大久保利通回归政界;10月10日,大久保利通提出“请书”,表明自己“尊奉(三条、岩仓)御旨趣而只得从命”,尽力将出使朝鲜一事延期处理。从这一时点开始,本为制衡佐贺阀而复归的大久保利通,却阴差阳错负责起处理西乡隆盛出使事件。

10月12日,大久保利通进入正院就任参议,“征韩论”之争也迎来高潮。

“背锅侠”西乡隆盛

10月14日正院审议开始。西乡隆盛针对出使朝鲜的方案加以说明,大久保利通则提出著名的“征韩论反对七条”来反驳,以“遣韩”=“征韩”逻辑出发,认为目前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,要求使节延期出行。但由于西乡隆盛反复说明出使只为“增进友谊”,大久保利通的论辩有些站不住脚。

随即江藤新平发言:如果相信“朝鲜有可能野蛮杀害西乡”,那么战争必然无法避免,那么从根本上就不应该提出“遣使延期”,而是“不再顾及西乡的反对,停止遣使,并决定讨伐朝鲜,若能如此倒也是另一条道理”。换言之,如果相信日朝关系已经到了必然“暴行杀害”的地步,那么大久保利通提出的建议应该是全面准备战争,而不是延期;既然提出“延期”一说,那就证明大久保利通本身也并不认为朝鲜一定会杀害日本使节。

日本画家绘制的正院审议锦绘

这番论辩本身虽然精妙,但也将“征韩论论争”上升到派系层面:毕竟江藤新平才是大久保利通与长州阀的真正目标,现在他跳出来支持西乡隆盛,那就更不能让出使朝鲜成功——然而现在已经找不到能驳倒西乡隆盛的理由。

10月15日审议中,西乡隆盛认为已经说完想说的话,便没有出席,而是改为提出了一封“始末书”,详细阐述自己对出使朝鲜的看法:

“之前审议曾有人提议派遣护卫兵一个大队前往(朝鲜),但我提出派兵绝不是好事,很有可能引发战争,这与我们最初想法相违背,因而只是提出公开遣使……即便对方有可能断交而派兵组织,若不能确实了解其意,那么仍然说不上是尽人事”。

话说到这个份上,全场便无法提出异议,大久保利通也沉默下来,当日正院审议正式批准西乡隆盛出使朝鲜。

有别于西乡隆盛坦荡取胜,大久保利通却颜面尽失,一怒之下递上辞呈。为留下大久保利通,岩仓具视旋即将全部责任推给三条实美,宣布要辞去右大臣职位。三条实美看到局势突变,自身难以承受而暴病,不久后去世,太政大臣一职便交给岩仓具视代理。

这场争论表面上是“征韩论”,内在基础却是清除佐贺阀,一旦“征韩论”没有压下去,政治结果便是佐贺阀继续坐大。岩仓具视便借“代理”之机公然违反议事规则,将正院决议(出使朝鲜)与“自己意见”(出使延期)各修书一封呈给明治天皇,仰赖“圣断”;同时修书大久保利通,要他防范西乡隆盛向明治天皇“直诉”。

明治维新虽然号称“王政复古”,追求“天皇亲政”,但实际运作中并未有任何议案实际由天皇决策,而是由明治元勋议论完成,天皇予以形式追认,这也为日后君主立宪制打下基础。把这件事上交天皇,岩仓具视是摆明要尽全力阻止西乡隆盛,以挽救大久保利通的政治生命。

10月23日,西乡隆盛并没有“直诉”,而是要求辞去一切职务。在胜负未分的这个时点,西乡隆盛并不是因败而退,反而更像是以退为进,以辞职来给天皇传达信息。不过天皇还是无法忽视公卿岩仓具视的意见,只得在10月24日要求出使延期。

既然天皇公开推翻正院决议,就等同于对全部参议发出不信任信号。按惯例,全部参议均提出辞职,手握选择权的岩仓具视便批准西乡隆盛、江藤新平等5名参议辞职,大久保利通、木户孝允等人则保留下来。不惜以赶走老友西乡隆盛为代价,大久保利通歼灭了佐贺阀核心江藤新平,长州阀得以保留实力,这为日后山县有朋、伊藤博文两位大佬统治日本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身披明治元勋霞光,西乡隆盛的一举一动都难逃政治捭阖,他本身也容易成为“背锅侠”。这次出使问题被扭曲成政治路线冲突,他背起“征韩论”之锅;后来他回到鹿儿岛开设“私学校”,也被反对新政府改革的旧士族看中,背起“西南战争”之锅,最终在城山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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